一战前，得益于科学与国家间共生关系的强化，德、法、英三种语言在国际科学交流与合作中基本确立了主导地位。但一战的爆发和民族主义的盛行突显了科学及科学家的国家属性。战后，协约国通过抵制德语作为科学语言的使用、成立新组织取代德国主导的国际科学协会、创办新期刊以摆脱德国的垄断三个方面推动对德科学孤立，并借助一系列科学组织和会议将这些措施制度化。尽管德国实行反抵制，但最终仍被剥夺了在科学界扩张的基础，科学影响力逐渐式微。同时，美国依托英语地位的提升，建立并“国际化”新科学组织和科学期刊，逐步掌握了国际科学界的话语权，为其在二战后的全球科技霸权奠定了基础。
<正>《自然辩证法研究》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科技哲学领域哲学类学术期刊，是CSSCI哲学类核心期刊、北大中文核心目录期刊。本刊是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创始人于光远先生等的倡议下，于1985年创刊，现为月刊。作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会刊，期刊坚持以引领自然辩证法界的学术发展为己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解决社会重大问题为使命，积极凝聚整合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两支队伍”,
人工智能(AI)的本质属性是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获得的。运用发生学的方法——即通过观察事物的起源、发展方式及其成为自身的历史过程——来审视AI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对AI的本质有更深的理解。通过对AI本质不做前设的历史发生过程观察，我们直观地看到AI经历的历史过程在如下维度展开：问题意识发生、知识汇聚、量化方法论的一般化、AI现实落地的方式、AI对人类生活的涉入等。整个进程客观地表明了AI是一场对标人类智性(HI)的技术仿制。该进程依然处于进行时，AI的“破缺性”本质正在这个动态进程中逐步获得确立。
马克思1878年写下的地质学摘录笔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取向与追求。从文本结构和内容分析来看，地质过程对于环境、资源与生命格局的塑造构成了地质学摘录笔记的核心主题。从写作动机来看，地质学摘录笔记最初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重心转移背景下，马克思为修改和完善《资本论》而作的材料准备，后来逐渐推动马克思走向对自然史与人类史辩证统一关系的探索。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及其概念、方法与成果的吸收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历程，地质学摘录笔记的写作充分展现了其晚年自然科学研究在视域、意蕴及方法论层面的拓展。依托MEGA2 Ⅳ/26对地质学摘录笔记进行研究，为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完整性与开放性提供了新的支点。
在《资本论》写作及修订过程中，马克思进行了大量的生态学研究。通过交叉比对MEGA2新出版的手稿、笔记、摘录及其他相关材料可以发现，马克思晚年生态学研究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拓宽了《资本论》的生态学视野，关注到了同时代的资源有限性问题、环境破坏与生态危机。这些生态学研究影响了后续写作和修订的语言风格、内容结构及论证方式，促进了地租理论的深化，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注入了新陈代谢思想、掠夺性体系批判以及对缓解因素的辩证分析等新内容。生态学研究不仅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也为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修订过程中的理论转向及对未来社会的生态愿景提供了新视角。
《斯宾诺莎书信集》及其他研究文献已经逐渐披露，斯宾诺莎及其切近的朋友圈子可能共同参与光学研究与炼金术活动。由此而言，自从18世纪末期德国思想界围绕斯宾诺莎主义的“泛神论之争”以来确立的“贫苦哲人斯宾诺莎”的浪漫思想形象，理应日益遭到祛魅。作为17世纪神学世俗化进程中的典型知识分子，斯宾诺莎身边围绕着很多科学家朋友和炼金术士，其著述中的哲学、科学与神学思考并非泾渭分明、截然可分。随着研究的深入，当前学界已经考证出了斯宾诺莎可能从事的光学研究与炼金术活动，这些科学研究工作恰恰可能是其哲学思考的实验科学基石。
中国古代食物养生体系以阴阳五行、性味归经为核心，强调通过饮食调和人体功能。近代以降，在科学主义与民族危机的双重驱动下，西方营养学通过报刊媒介大规模传入，其以化学分析、生理学解释重构了国人饮食认知。传统食养话语与科学营养学既竞争又融合，前者以“民族化”策略对现代知识进行选择性吸纳，后者则通过“科学化”标签争夺解释权。最终，关于食物的知识被调适成为一种传统性味理论与现代营养元素并存，气血概念与维生素论述交织的混杂性知识。这种调适不仅体现了传统知识体系在现代化压力下的韧性，更深刻映射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普遍存在的“科学”与“国族”的复杂纠葛。
大语言模型以另类的数据算法处理能力雄踞“新”人工智能的学科中心，在学科内部掀起范式革命。当科学家用“新”人工智能来做科学时，这些具有另类数据算法处理能力的数智机器从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变为科学研究的基础。这两股力量交织构造了人工智能驱动另类科学的最初形态。科学知识生产不再由科学家独立地在头脑中完成认知任务，而是将该认知任务分布在数智机器上甚至延展到社会试验中，最终与智动科学家形成全新的科技创新生态。这种新的共生关系，筑成了人工智能创新世的另类科学知识生产形态，观察其中的科学观和研究方法转型，有助于审慎地看待和思考这些变化带来的挑战和图景。
<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发展深刻影响着当代工程实践与工程哲学的基本范式。以人工智能、绿色科技、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群,正在重构“工程”本身的存在方式、组织模式和价值目标。工程哲学作为自然辩证法的重要分支,能够从本体论重构、方法论创新、价值论与伦理反思三个层面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深层学理支撑。
人类文明的演进，本质上是技术跃迁与人文觉醒的双轨革命。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具身智能以“感知-运动-反馈”的闭环结构介入人类实践场域，使技术不再停留于工具层面的外在辅助，而成为重塑主体认知、人际互动与制度运行的内在力量。由此引发人的主体性弱化、人际信任的去具身化以及制度正当性的技术化改写等伦理风险，其本质是工具理性对“人是目的”这一价值理性的偏离。面对挑战，亟需推动智能技术从“具身”迈向“俱身”,将智能之“善”锚定为对人类道德主体性的守护与拓展。职是之故，吁求在智能技术体系内部嵌入可解释性、正当性、可持续性等价值原则，并在个体与公共、目的与工具、人性与制度的辩证关系中建构“善”的价值坐标，旨在使智能技术成为拓展人类自由发展而非压缩人的主体性空间、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而非加剧分化割裂与危机的实践理性工具。